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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话 明末扬州的盐商之争:秦晋商帮联手大战徽帮

时间:2019-08-03 23:14  来源:未知  阅读次数: 复制分享 我要评论

  山陕会馆(材料图)

  “商人河下最奢华,窗子都糊细广纱。急限饷银三十万,西商犹自少离家。”

  这是明清以来传播甚广的《扬州竹枝词》中的一首,描写来自西北的山西、陕西商人(时人谓之“西商”)聚居于扬州最茂盛的下关一带,此处接近京杭大运河沿岸官方盐运司和钞关(税关),他们亦以贩盐致富,雄霸一方。

  数百年后的今天,人们还能在扬州城出名的东关老街内,寻访到本地汗青最长久的盐商会馆——山陕会馆的遗址,只是旧日盛景不再,仅余破落的门楼和数栋旧屋,以及一方深藏冷巷之中不起眼的会馆界碑。

  明朝中前期,陕西商帮兴起于泾渭之滨,昌隆于广陵故地,号称全国各大商帮中成名最早、资历最老者。然而“其兴也勃,其亡也忽”,明中叶当前,徽商大举涌至扬州运营盐业,至清朝初年,力压西商,构成垄断,以致于后来一般人提及扬州盐商汗青,大都“只知有徽,不知山陕”了,昔时秦晋联手大战徽帮的旧事,更几近湮没无闻。

  “开中法”敞开商路

  明太祖朱元璋率义兵推翻元朝后,败走漠北的蒙古残存势力仍对华夏虎视眈眈,伺机反扑,西北一带少数民族离心倾向也不竭增加。新兴的明帝国不得不把三分之二的财务收入花在西北边防扶植上,沿长城设九个边镇以拱卫关中,庇护京师,此中固原、宁夏、延绥、甘肃四镇便在陕西境内。后又设“三边总督”驻节固原(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,地处西安、兰州、银川三角地带核心),统率戎行20余万,战马10余万匹,担任东起延绥皇甫川(陕西榆林以北)、西至嘉峪关、西南至洮岷(今甘肃南部)连绵数千里的边防区。

  但边地苦寒,火食稀少,数量复杂的边防军每年耗粮以万千石计,需布数十万匹,自内地调运费时吃力,民多牢骚,当局财务也不胜重负。明洪武三年(1370年),朱元璋采纳谋臣建议,实施“食盐开中”新政,将实施千年之久的当局食盐专卖轨制网开一面,答应民间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换取食盐经销的许可证“盐引”,大约30斤粮食可换一份“盐引”,并且是其时质量最好、最能赔本的淮盐引。

  朝廷“国退民进”,让利于民,“淮盐价贵,商多趋之”,边防军需难题一举处理,而坐享地利的陕西商人,得益最多,自此冒起。本来陕西八百里秦川,沃野千里,自古为中国粮食主产区。如明永乐年间(1403年~1424年)陕西官仓存粮近1100万石(明代一石约为90多公斤),足够领取驻防官军俸粮三年,万积年间(1573年~1620年)全国260个府中,按税粮多寡排名,西安府仅次于号称粮仓的松江府(今上海市一带),位列第四。如斯看来,输粮换引的“食盐开中法”,等于是为陕西商人量身定做的倾斜政策了,一时间,关中产粮区的农人们掀起了进城经商、卖粮贩盐的高潮。

  比拟之下,山西历来缺粮,山西商人要享受“食盐开中”政策,只要推着独轮车到山东买粮,再贩运边关,是为颇费周折的“买粮换引”,而徽州远离边塞,山高路远,徽州商人更无力参与此中。这也是明朝初年陕商比晋商、徽商起步较早的主要缘由。

  但陕西商人独享的“特区”政策,到明朝中叶为之一变。明弘治五年(1492年),主管财务和税务的户部尚书叶淇上任不久,就将输粮换引的“开中法”,改为以银换引的“折色法”,也就是说,商人不必再千里迢迢送粮食到边关,而是间接拿出白银采办盐引,即能获得销售食盐的许可。叶淇是山阳人(今江苏淮安),此举明显打破了陕西及山西等“边商”固有的劣势,给了地舆上更接近两淮、以徽商为主之“内商”进入利润丰厚的盐业运营的良机。

  自此,留在西北边塞种粮食已得到经济上的意义,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一路,纷纷来到运河沿岸的两淮食盐转运枢纽扬州,成为专业盐商。据记录,昔时会合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下500人,名声显赫者有“三原之梁,泾阳之张、郭,西安之申,潼关之张,(他们)兼籍故乡,实皆居扬”,这标记着一个冲出潼关、走向全国的陕西商帮起头成型。

  恰是在扬州,他们与蓄势已久、雄心壮志的徽州盐商狭路相逢了。

  明代科技名著《天工开物》的作者宋应星曾写道:(扬州)商之有本者,大略属秦、晋与徽郡三方之人。清代陕西文人也称“淮盐以西商为大宗”。较早研究中国商帮汗青的现代日本学者藤井宏则指出,在明代,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,实力曾超出于山西商人之上,其老家是三原县、泾阳县、绥德州等地。

  明代传奇小说家冯梦龙编写的《醒世恒言》中,有脍炙生齿的名篇“杜十娘怒沉百宝箱”,里面写到的殷商孙富,便以寄居扬州的山陕商报酬原型。同期间人撰写的各类文学或戏曲作品中,不时闪现山陕商人的影子,足见他们在其时社会糊口中的地位不容轻忽。

  堆积扬州的陕西盐商,出于庇护本身配合好处的需要,出资建筑了陕西会馆,后来为了对于徽商的合作,又与山西盐商合伙共建山陕会馆。那时候,山陕商人实力仍然刁悍,徽商不时要从他们手中采办盐引。山陕会馆独自建在接近运河的大东门东关老街,而徽州及湖南、江西、岭南等商帮会馆,扎堆于新兴市场小东门一带,反映出商帮势力兴起先后的汗青轨迹。

  另一首明代《扬州竹枝词》唱道:“盐客连穑拥巨财,朱门河下所藏生。乡音秦语并歙语,不问人名但问旗。”“秦语”就是陕西话,“歙语”即徽州话(歙县为徽州一府六县之一)。可见陕商、徽商,皆为扬州富贵贸易主力军。据记录,其时两淮八大总盐商(即盐业公会魁首)中,西商徽商,各占其四。

  常住扬州的陕西商人不只运营淮盐,还将营业扩展到典当、布疋、皮货、烟酒等行业。但既占地利、又得人和的徽商异军突起,不可一世,且因其“左儒右贾”的保守,文化程度遍及较高,动辄喜好发告状讼,与山陕商人屡屡发生贸易冲突。据史料记录,在“南人”(即徽商)与边商(即山陕商人)的诉讼案中,前者往往能获得官方有益的判决,在争斗中占领优势。

  明朝中后期万积年间编撰的《扬州府志》,记实了这种微妙的趋向:“扬州皆四方贾人,新安(徽商)最盛,关陕山西、江右(江西)次之。”

  明朝末年扬州出名的“商籍之争”,现实上恰是山陕商人与徽商之间商场积怨的一次大迸发。

  在盐商云集的淮安、扬州二府,山陕商人因是外省入户假寓而获朝廷特批具有“商籍”,其后辈可入读淮扬二府的学校,每年还有7个不消回客籍加入科举测验的名额。而徽商的家乡徽州与淮扬同属南直隶省,按划定,其后辈不得在本地上学。

  明崇祯五年(1632年),经徽商,放哨两淮盐政的官员上书,请求凡盐商后辈均可当场入学,获得皇帝核准。但这无形中损害了原有学籍的山陕商人的好处,惹起大师鼓噪,刚好时任扬州知府又是山西人,支撑同亲的抗议,此政策遂缓行。到了崇祯十六年(1643年),徽商旧事重提,“西人复大喧哗,争讼不已”,终究又不了了之。

  直到清康熙年间(1661年~1722年),经徽商多方运作,清廷才特许在扬州“商籍”下添加7个名额,让徽商后辈当场加入科举测验。

  “商籍之争”,历经明清两朝,前后达数十年之久,西商先胜后败,徽商终偿所愿,其实也折射出在此期间,陕、晋、徽三大商帮在扬州实力对比的盛衰变化。

  “农商”难敌儒商

  1644年3月,陕西米脂人李自成率大顺军攻入北京,逼得安徽凤阳人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他杀,但镇守辽东的明将吴三桂旋即引清兵入山海关,击败大顺军。趁便说一句,生于辽东的吴三桂本籍“广陵首邑”高邮,也算是扬州人了。

  此次改朝换代的和平,给扬州带来了没顶之灾。1645年5月,清将多尔衮率军南下围扬州城,明将史可法苦守城池达半月之久,杀伤清军甚众。城破后,史可法被俘殉国,多尔衮为报仇大开杀戒,形成“扬州十日”惨剧,公众死80万,西商、徽商及各地商人亦难幸免,有明一代两淮盐业昌隆带来的贸易富贵,毁于一旦。

  入清当前,至康熙初年,全国形势大定,新兴的清帝国亦思恢复经济民生,以安定统治,而盐税数额庞大,两淮盐业的回复天然是重中之重。在清廷的宽松政策之下,为遁藏烽火退走的盐商连续再聚扬州,所谓“康雍乾盛世”的130余年间(1661年~1795年),扬州盐业达到又一高峰。极盛之时,每年经扬州运销的盐达160多万引(每引折盐200~400斤),仅盐课(即盐税)一项便占全国财务收入的四分之一。

  其时之盐从海滨盐场经扬州转运到各省市场,价钱可涨10倍以上。据估算,乾隆三十七年(1772年),扬州盐商每年赚银1500万两以上,缴纳盐课600万两以上,占全国盐税六成摆布。这一年,中国的经济总量为全世界的32%,而扬州盐商供给的盐税就占了全世界经济总量的8%。

  不外,此时的扬州盐业,已是徽商的全国,已经合作无懈的陕西商人与山西商人之间貌合神离,陕商在扬州敏捷式微,只剩下大约十几家盐商,不克不及称帮,难成天气。

  陕商不敌徽帮败走扬州,缘由是多方面的。早在明中叶叶淇变“开中法”为“折色法”时,起身于西北的陕商,便得到输粮支边换盐引之地利,满清入主华夏后,北方边患不再成为朝廷甲等大事,陕商赖以成名的客观情况和经济根本已大不不异。

  从陕商本身环境看,迁居扬州成为专业盐商后,他们虽凭持久堆集的财力一度压制后起的徽商,可终究远离故乡,西北内陆与比邻江南的淮扬,风气商俗差别太大,很难真正融入本地,而近水楼台的徽商却不具有这个妨碍。

  陕商是“农人进城”,素性朴实,虽然发家后也有过在扬州豪侈享乐的记实,但本色难改,徽商就曾嘲讽他们说:“高底馕鞋踩烂泥,平头袍子脚跟齐。冲人一身葱椒气,不待闻声是老西。”

  而徽商遍及受过教育,辞吐不俗,风度儒雅,且手腕矫捷、长于寒暄,特别懂得花大气力结识官员,高攀显贵,曾有“以平民上交皇帝”的事迹传为嘉话。盐业本来就是“官商”色彩很浓的行业,盐商不时要看朝廷的政策变化和各级盐政官员的神色行事,时间一长,徽商凭仗与官方的优良关系,逐渐蚕食陕商的固有劣势,最终把后者挤出扬州。

  徽进、陕退、晋转

  后人总结,明中叶至清初约200年间,山陕盐商联手在扬州匹敌徽帮,成果是“徽进、陕退、晋转”,经此一役,之后近200年的中国民间贸易成长大款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

  陕西盐商受挫于徽帮,无法退出扬州盐业市场,却并未从此消沉,同样饱受明末战乱践踏的四川,给了他们另起炉灶的机遇。

  明末张献忠大西军入川,与清军苦战三年,烽火所及,生灵涂炭,川中生齿大减。清初大量陕西人南下垦荒,形式“秦人填四川”的移民潮。头戴皮瓜帽,身披钱搭子的陕西商人,也接踵入川创业。

  陕商最后在四川开办钱庄、典当行和商号以堆集本钱,时人记述称“川省正派字号皆属陕帮”。雍正年间(1723年~1735年),陕商以“借地入股”体例介入川中井盐出产,“川省井盐投资秦人占十之七八”,一举成为摆布自贡盐场的大型盐商本钱集团,闻名后世的自贡盐业,能够说是陕商一手促成的。

  到了清乾隆嘉庆年间(1735年~1820年),清廷对川盐实行“招商认引”政策,激励民间本钱投入盐业,陕商由此进军川盐贩运,操纵川蜀之人不懂业盐的有益机会,敏捷掌控了这一行业。

  据称,陕西商人高绍棠创办的“协兴隆”盐号,共72家分店,不断从自贡排到上千里外的贵阳,沿途能够不入别家开的盐店。而乾隆年间像“协兴隆”这类陕西盐号、盐店,在四川共有152家,仅自贡自流井一地,就有119家。

  乾隆二十五年(1760年),陕商集资白银5万两,在自贡设立都丽堂皇的西秦会馆,作为盐商勾当核心。会馆按照地形特意设想为船形,寄意“将四川的银子运完”。此会馆本地人称为“陕西庙”,至今仍是自贡出名的文化景观。

  此时的陕商不但运营盐业,脚印也不限于四川一地。他们认识到银钱业是最赔本的生意,把钱庄、寺库开遍了四川、甘肃大地,且组织严密,处事当真,又实行低息运营策略,让利以吸引处所上浩繁公私客户。加上这些省区风气简朴,“十当九赎,不肯当死”,陕西钱商遂聚拢了巨额财富,一度控制着四川及兰州、西宁等地的金融命脉。

  如成都一地,就有陕西三原、泾阳两县人开的寺库48家;清代兰州七家最大的钱庄中,有四家是西安、三原老字号在本地开的分店,后来钱庄衍化成金店,几乎清一色由陕西商人节制。

  至于茶叶、布业、皮货、药材、水烟、木业等等,都是陕商涉足的大宗行业,特别是西南、西北市场,明清两代,几乎都是陕商或山陕商人的全国。

  同样失意于扬州的山西商人,几乎就此完全退出了盐业。因为山西接近京师,在满清同一全国过程中,山西商人又以财力赞助,颇得新朝廷欢心。顺治初年,清当局将山西客居蒙古殷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,赐田产于张家口,委托其往来关表里,担任为皇家采购皮货等物资。

  康熙中叶,清当局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,曾组织一部门在蒙汉族商人随军,他们跟从清军,深切蒙古草原各地,贩运军粮、军马等军需品,同时与蒙人做生意。他们中的绝大大都是号称“皇商”的山西商人。

  晋商获得朝廷额外恩宠,后来转营票号,涉足金融,上演了另一段贸易传奇故事,而安身长江三角洲的徽商,则独领江南经济风流,势力之大,一时无人能及。

  19世纪中叶,已经势同水火、后来各据一方的陕商与徽商,几乎同时遭到兵灾大难,自此走向式微。

  长达十四年的承平天堂和平(1851年~1864年),次要在长三角一带展开,承平军与清军频频拉锯,战况惨烈,徽帮中人命且不保,何谈经商?他们纷纷丢弃财产,撤回徽州老家遁藏战乱,贸易元气不免大伤。

  1867年,陕甘发生大规模回民起义,陕西商人最为集中的渭北各县如三原、泾阳等,蒙受重创,各家富室大户,几乎完全被扫荡。随后,清廷派左宗棠等率百万清兵入陕征剿十余年,派粮征饷、捐赞助剿,让陕商数百年堆集的巨量财富,朝夕之间,耗损殆尽。

  加上顾念乡土的在外陕商纷纷变卖财产,携资回来重建家园,各地陕商经停业务搁浅,灿烂数百年的一代雄商,竟然从此一蹶不振,以致于渐为世人所遗忘。